諾獎評選未來會面臨更多爭議

癌癥免疫治療能夠取得重大進展，離不開無數科學家的艱辛探索。此次獲獎的美國科學家詹姆斯·艾利森和日本科學家本庶佑成就斐然，獲獎并無多大爭議，在中國的爭議主要是華人科學家陳列平是否應獲得諾獎。

詹姆斯·艾利森和本庶佑

陳列平教授在腫瘤免疫領域的貢獻的確得到了國際認可。2017年，陳列平、詹姆斯·艾利森、本庶佑、戈登·弗里曼和阿琳·夏普5位科學家，因在腫瘤免疫領域做出的開創性工作共獲沃倫·阿爾珀特獎，陳列平成為繼簡悅威、屠呦呦之后，第三位獲此獎的華人學者。

此次未獲諾獎，不僅國內的同行為他鳴不平，他也不滿意——“首先CTLA-4并不是詹姆斯-艾利森發現的……艾利森只是首次將其作用聯到癌癥治療方面，而本庶佑雖然發現了PD-1，但是機制并不是他發現的，腫瘤治療更是與他無關。但這兩位在宣傳鼓動方面確實勝出我很多……”

陳列平

諾貝爾文學獎有爭議不稀奇，為何諾貝爾科學獎也會有爭議呢？這不僅是因為世上沒有完美的評選標準，更因為諾貝獎評選的一些規則“過時了”。

在科學發展早期，科學家憑借個人的力量就可以取得突破性成就，牛頓、達爾文、居里夫人、愛因斯坦等人即是如此，但是到了現代社會，科研離不開團隊合作——大到需要成千上萬科學家合作的科學工程（如阿波羅計劃），小到某個具體的科學領域（如細胞免疫治療），幾乎每一項成就都是眾多科學家前仆后繼，集體協作的結果。到底哪幾個人的貢獻更大，越來越難分辨。

而諾貝爾科學獎每項獲獎者不會超過3個人，這就需要委員會絞盡腦汁從一個領域的杰出科學家中選定一位、兩位，頂多三位獲獎者。一定要找出具體的個人頒獎，諾獎的這種結構性缺陷很容易引發爭議。

在加州大學天文物理學家布萊恩·基亭看來，如此評獎不僅不公，也強化了外界的刻板印象——認為科學是由一兩位孤獨的天才進行，忽視了背后支持他們的科學網絡。

可以預見的是，隨著科研機構合作的加深，跨領域科研的發展，未來諾獎科學獎的評選，還會有更多“評獎是否公正”，“憑什么他不能得獎”的爭議。

在為陳列平抱不平之后，更該想想他當初回國為何不受待見

諾獎評選雖有爭議，爭議主要在于一些人覺得有的科學家也該得獎，不得獎是諾獎的損失。不過，諾貝爾科學獎的中立、公正和權威依然深入人心，一國諾獎得主的數量也是衡量一國科技實力的重要指標。

為本國科學家抱不平容易，國人可以抱怨“少了陳列平一個諾獎”，其他國家的人也可以抱怨少了本國某某科學家一個諾獎。在抱怨之后，更該反思的是，為何陳列平的主要研究成果不是在國內取得的。

在2017年獲得沃倫·阿爾珀特獎后，陳列平曾接受過《知識分子》的采訪。他表示，由于腫瘤疫苗在臨床治療的失敗，該領域在2000年初處于低潮中。2006年，經過多年籌備，他的抗PD-1/PD-L1抗體藥物才在美國開始了I期臨床試驗。

接受化療的患兒

兩年之后，I期臨床結果喜人。陳列平本打算在國內嘗試開展類似的研究，但國內學術界對此項研究反應冷淡，從他實驗室回國的博士后也在經費申請上遇到很大挑戰。

到了2012年，抗 PD-1藥物 I/II 期臨床試驗結束，結果顯示抗 PD-1藥物對腫瘤治療效果非常明顯。

他打算回國組建創新團隊，進行大型科學項目轉化研究，但十多個評委（一半以上都是院士），沒有認可他工作的重要性，結果是申請的經費被砍掉了90%。

2013年，陳列平終于從母校福建醫科大學和當地政府獲得了支持，這才建起了自己的實驗室。

陳列平坦言，“在耶魯大學，我可以建自己心中理想的實驗室，做想要做的研究，沒有很多行政干預。這一點在國內卻有些不同，如果國內科學家這樣做，需要面臨更大的壓力，因為中國科研政策的導向性很強，今年做什么，明年做什么，都已經設計好，否則很難拿到經費。在你被孤立的時候，是否仍能做出新的東西，這需要經受極大的考驗。”

可以想象，如果陳列平一直在國內搞研究，只鉆研自己感興趣，領導卻不關注的領域，研究經費可能都沒著落，更不要說取得今日的成就了。

沒有合理的科研評價機制，投入再多也沒用

近年來，我國對科研發展非常重視，研發投入不斷增加。2017年，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17500億元，比上年增長11.6%。從全球看，中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僅次于美國，居世界第二位。

中國雖然也有諾貝爾科學獎的獲得者，但中國在研發上的投入和諾貝爾獎的產出完全不成比例。日本18年18個諾貝獎得主的成就，也讓一些人感嘆“何時我們才能像日本一樣多次獲獎”。

有樂觀者認為，一些國家諾貝爾獎得主多，是因為他們之前科研投入的多，科研基礎好。人家的科學家在十米跳臺上搞創新，我們自然比不過，但只要保持定力，持續投入，過些年我們高校中的科研機構，也會跟下餃子一樣產生諾貝爾獎得主。

錢花到位了，就能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嗎？恐怕不一定。要知道，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重大發現或者原創成果，需要的是以10年甚至更長時間為單位的反復探索、糾錯，然后才可能完善。

目前的科研評價體系，由政府主導，“沒有等待的耐心”，其實把科研當成政績一樣考核，本身就缺乏科學性。

正如陳列平所說，國內科研缺乏原創環境，很多中國科研人員都是在追蹤熱點研究。中國相關政策亦在鼓勵跟進，這可能是方向性錯誤。

如果說諾獎評選引發爭議是遇到了科研發展中的新問題，那我國的科研評價還有不少基礎性問題待解——科研的行政導向有必要，但朝向哪里，怎么做，科學家也要有發言權。畢竟，一旦方向錯了，投入再多，也不會有多少原創性產出，更不要說諾獎級的創新。